我刚刚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褚时健去世了。褚时健是原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也是褚橙的创始人。

　　不得不说，褚时健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总是能重整旗鼓，从谷底再度攀上人生巅峰。

　　他曾被誉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有争议的企业家，然而他一直以来都不肯多言。他告诉我们，成功不是嘴上说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

　　褚老，一路走好。

　　听说，“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这么一句话，反映出了他人生的轻重。

　　1927年，我出生在云南一个偏远村庄，父亲在外做生意时不幸遭遇日方轰炸身亡。母亲和十多岁的我和其他兄弟姐妹们独自承担家庭的重担，而我则成为这个家庭的默默支持者。

　　由于祖上留下的一间酒坊，我们得以生存。但是这也意味着我需要负责很多的家里事务。15岁的我，每天需要工作18个小时，从放粮、蒸煮、搅拌、发酵到出酒，都要靠我一力承担。我常常忙到天黑不知道会昏，月亮会升起来。

　　然而，我为自己的酒产量和质量感到十分自豪。我可以用更少的苞谷制造出更多的酒，而且质量比别人家的好。这一点，我至今都倍感自豪。

　　二年夏天，我的堂哥褚时俊来了，他的到来改变了我的命运。

　　褚时俊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是整个褚家的骄傲。

　　他看到我整日忙于酒坊山寨，对我说：“你这么聪明，应该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你都不知道。”我虽然好强，但不能将重担全都交给母亲，于是心中开始泛起澎湃的涟漪。

　　然而，母亲并不需要我多言，她只说了一句话：“我知道，再难也要让你上学。”这位一生沉默坚忍的母亲不知道，送别儿子不只是一条简单的求学之路。

　　实际上，在那个山河破碎、风云激荡的时代，很少有年轻人全身心地投入学习。

　　我的两个弟弟病死了，一个弟弟和我那深如手足的堂哥都在战场上牺牲了。

　　我的母亲一生坚强，但到了1950年，她离开了我。

　　那些以后见过晚年褚时健的人都能够理解，这并不是一条单纯的求学之路。

　　听说，他有着很强的命运感，而我想，怎么可能没有呢？自从我年少时起，就一直在品尝命运的无常无情，我明白命运的规则高高在上，却从来没有给出人生的答案和谜底。

　　因此，我说过：“很年轻时就知道，把每一天安排好，就是对人生负责任，想得太多其实没有意义。”这被认为是我一生的态度，无论面对怎样的风雨和苦难，我始终忍耐、坚韧、埋头苦干，不问收获。

　　然而，我却从中受益良多。

　　在1979年10月，我经历命运的多次考验后，被委任为玉溪卷烟厂的厂长。和国家上许多人一样，我之前经历了很多困难，浪费了很多年光阴。

　　当时，我已经52岁，希望在这新的人生阶段，实现我最简单、也最重要的理想：做更多的事，做更有意义、实实在在的事。

　　我和我的家人于某个月迁移到了玉溪。

　　这里是我的辉煌与陨落所在地，骄傲与耻辱都与这片土地一同交织了一生。

　　尽管我有着足够的心理准备，但当我初到卷烟厂时，还是感到非常震惊：

　　很多工人与祖孙三代挤在28平方米的房子里，有的甚至还挤了两家人。此外，他们的腰包也非常拮据，工资只有其他工厂的一半，许多男工都非常难找到对象。

　　烟厂厂区内随处可见成群的鸡鸭乱跑，烟丝、散支烟也是到处都是。

　　在1980年，云南省的一次大规模香烟品尝会上，我们精选的红梅烟被专家评价为辣、呛、苦，仅仅吸了一口便作出了这样的评语。

　　别人这样嘲笑我们红梅，先红后霉……

　　处处都是令人心凉的场景。

　　然而，在他治理下的十多年间，这个昔日陈旧落后的烟厂变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红塔帝国”，随便找一些数据都可以让人心里吃惊。

　　就比如……

　　19在90年代中期，玉溪卷烟厂年创造的利税已经超过2000亿元，占云南财政收入的60%，相当于400多个农业县的财政收入总和。

　　在17年的时间里，烟厂共创造了991亿元的利税。

　　在高档香烟市场中，红塔山的年销量超过了国内所有香烟品牌，占据了80%的市场份额。

　　1995年，北京名牌资产评估事务所发布了《中国最具价值品牌研究报告》，红塔山以320亿元的品牌价值高居榜首，而排名第二的长虹仅为87亿元。

　　很多人感叹这不是烟厂，而是印钞厂，不同的是印钞厂的面额为100元，而烟厂则为200元。

　　我自然而然收获了一系列荣誉，如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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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令人瞩目的、显赫的成就背后，却蕴含着我对人生道路的不断探索，以及勤劳和创造的奋斗精神。数字和光环背后，是我褚时健无尽的付出和汗水，以及对执念和追求的坚持。

　　我和每一个和我一起走过的烟厂人都清楚，我背香烟和工人一起上街头，一根根拿出来请人试吸。

　　我50多岁，为了和工人一起抢修锅炉，连续3天不眠不休。

　　很多人记忆中，上早班的凌晨五点，他们看到的先是我褚厂长的身影。

　　在数不尽的赶任务的日子里，我除了出差，几天天天都在车间待着。

　　始终，我和他们一起跑，陪着他们跑。

　　在很多次人事上的排挤阻挠，甚至被告暗示的情况下，我妻子形容我：只知道埋头工作，有人拿榔头打我一下，我才知道抬起头来，谁刚才打我？

　　我在一次次起设备、跑断腿、磨破嘴，一次次立下“军令状”。

　　我在一次次大胆的改革、创新，一次次的跌打又爬起。

　　始终，我和他们一起，爬过一座山，又望向更高的山……

　　我只为了常说的可以很重，也可以很轻的两个字：责任。

　　责任对很多人。

　　我只为了一步步走向更大的愿景，立下初心时的愿景。

　　然而，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五百多年前就告诫说：追求梦想的人们啊，已经付出就要付出更多。

　　除辉煌之外，也许还有别的。

　　1991年，作家先燕云接到任务，要写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为了不落俗套，她决定从我的情感生活入手。

　　但这在我的家人看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我的妻子马静芬说：

　　我和他生活这么多年，目前为止，都不了解他的情感世界。

　　在她眼里，我只是一个心里只有事业的工作狂，很多年里，她都在抱怨我。

　　我的妻子常年身体不好，容易生病，但我却几乎从未顾及她的需要和感受。我的子女也少得到我父爱的呵护，他们的记忆中，我好像只有硬朗的身躯和从不停歇的脚步。

　　我的女儿褚映群曾对先燕云说：我不了解他的情感世界，只知道父亲从不软弱。

　　但褚映群深感忧虑，担心父亲由于太过刚强而会有意外。她对先燕云说：其实父亲也该退下来了，你说他是太阳般的汉子，说得好。但光环越大，人就越会变得神话般的不可侵犯。太阳过于晒，人也会被烤糊掉。

　　她无法想象，不久以后，坚硬如岩的父亲，心里也会有一隅柔软易碎，只可微触不可伤及。

　　那柔软之处，就是我女儿的名字。

　　然而，褚映群也无法想象，她所说的“太阳过于晒，人也会被烤糊掉”的话，会在近将来成为揭开真相的预言。

　　1995年3月，我收到了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一封信。

　　我收到了一份检举信，这份信让玉溪卷烟厂一片哗然。

　　该信说河南洛阳的个体烟贩林正志和三门峡烟草分公司勾结，并通过行贿获得卷烟指标。

　　五月，我的妻子马静芬的妹妹和弟弟也被河南警方带走了。

　　八月，我的女儿褚映群也因此案被从珠海家里带走了。

　　九月，我的妻子马静芬也被从家里带走了。

　　当马静芬被带走时，我正在香港出差，我的朋友担心我回去会面临危险，建议我暂时留在香港。

　　但我摇头，只要我亲人有难，我必须在他们身边支持他们。

　　何况我认为自己已经非常小心和谨慎了。我一直知道我那支笔有多么重要，因此我从来没有轻易行贿。

　　的确有些领导子女来批烟，我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我从来没有放弃两条原则：手续齐全，量不大，而且还总是叮嘱他们：孩子们，懂点事情，别让你们老父亲遭祸了。

　　然而，谁都没有料到这场风暴会变得如此猛烈。

　　我的光环实在太大了，谁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

　　我很关注这个案子。

　　当褚映群被送往河南看守所后，有报道称她：共索要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港元、30万美元。（罪名最终没有成立。）

　　多年后，我仍然记得1995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当专案组打来电话说褚映群在河南洛阳监狱，并留下了只有两行字的遗书时，我这个从不流泪的太阳般的汉子当即失声痛哭。

　　当时褚映群才39岁，她唯一的女儿才十岁。

　　我见到律师马军时，又一次崩溃，语无伦次：我对不起姑娘，她一直喊我退休了、退休了。映群了，我对不起姑娘……

　　马军说：我的眼泪大滴大滴地往下掉。

　　褚映群自小跟着父母四处辗转，一直吃了很多苦，而忙碌的父亲很少给过她关心。

　　我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过错。我的女儿因为我的行为而遭受了这样的惩罚，我真的非常抱歉。

　　多年来，我一直感到对女儿有所亏欠，一提到过去，我总会不停地说：我对不起姑娘……。

　　在同一个看守所的我的妻子马静芬却毫不知情。两年后，她被无罪释放，但马静芬一直坚持说：我女儿一定不是的。她一直认为女儿是得了病。

　　我不可避免地陷入悲痛之中，但与此同时，我仍然必须面对各种调查和繁琐的工作。

　　尽管如此，我的荣誉却继续存在。

　　在马静芬离开没几天之后，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成立了，我宣布担任两个集团的董事长。

　　1996年1月，红塔集团召开了董事会。在会上，云南省委领导对我的表现不吝赞扬。

　　我一如既往地不谈个人，只关注企业发展的信心和展望。

　　当我发表演讲时，我的面容平静如常。

　　有些人在下面悄悄地说：厂长的心好硬啊！我的女儿刚刚去世。但也有更多细心的人发现：我一直穿着灰色西装……

　　我，那天身穿一身黑色。

　　除此之外，除了更多的沉默外，任何人都看不出我有丝毫异样。

　　但马军始终不会忘记，1996年的中秋节，他来看望我。烟厂空空荡荡，人们都在庆祝节日。

　　当马军见到我时，我正缩在沙发里，身上盖着一个毛毯，对面开着电视却没有在看，头发凌乱，目光茫然。

　　马军说：那一刻，我的心里真是难受。

　　然而一切还没有结束。

　　1996年12月，我想和朋友去新平散心，那里是我待过近20年的地方，就像故乡一般亲切。

　　新平的领导听闻了此事，立即准备隆重接待我，但我临时改变计划前往红河州的河口。

　　河口与越南边境小城——老街仅有一条小河之隔。作为正在接受调查的人，出现在边境这个地方显然有点嫌疑。

　　然而，我就是这个人。在此地，我真正失去了自由。有关褚时健准备逃跑并在边境被抓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

　　1997年6月，我被移送司法机关，从玉溪被送到昆明的云南省看守所。

　　经过多年的调查和取证，1998年1月，一份通告终于发出：

　　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涉嫌严重经济违法和违纪行为的案件，在联合调查和取证后，已取得重大突破。褚时健被控和其他几个红塔集团的成员私分贪污了355.1061万美元，其中褚时健获得了174万美元。

　　我承认，内心有些不甘。

　　我坦白道：1995年7月，新的总裁要来接替我，但是我不清楚接替者是谁。我想，一旦新总裁上任，我就必须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辛苦经营了这么多年，不能轻易放手，我必须为自己的未来着想，不能空白度过。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跟身边的人说，这够了！这辈子都用不完了。

　　事实上，我一直处于悬崖边缘的状态。我手下的一个批条就能价值上百万甚至上千万，想找我的人一直络绎不绝。就连我的女儿到机场，赶着接她的小车也总排成长长的队伍。

　　我一直以为自己足够克制，可是在临离开时，我一失足就坠下了悬崖。

　　我终究不是神，只是一个凡人。

　　移交司法机关后，我的律师马军拿到了一份委托书，上面写道：我请马军代理全权处理我的事宜。

　　我与马军自1987年开始做红塔集团的法律顾问，打交道已经十年，他几乎见证了红塔集团在我治下的全过程，深知我这个人，对这份委托书所蕴含的风险也更加清晰。

　　马军当即表示：我要找褚时健，办理正式委托手续。

　　为了感谢他心中尊敬的那个男人，我也愿意尽自己一份力。

　　在庭审那天，马军穿了一身雪白的西装，他说了足足有一个半小时的辩护词。

　　他的辩护词中，有这样一些话：我所在的玉溪卷烟厂17年的税利总额达到991亿，但全体干部职工分配的仅有5亿，分配比率为0.625％，也就是说，我个人17年的全部合法收入总共只有80多万，收入比例只占十万分之一。我的全部合法收入，甚至无法与一个影星一次广告的收入相比，也无法与一个歌星两次出场费相抗衡。这让很多人感到动容。

　　然而，法律并不允许感情的干扰。

　　1999年1月9日，我受到了判决：由于我坦白并立功，被判处无期徒刑。

　　王石回忆说，多少年过去了，他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一幕：我头型整洁，非常整齐，站在那里，非常直。

　　听到结果，很多人含泪落泪。

　　很多年后，我曾说过：我估计了好几个刑期，却从未想到是“无期徒刑”。

　　然而，在当天，我只是不停地摇头，没有说一句话。

　　我能说什么呢？离峰顶太远，直坠谷底。

　　只能保持沉默。

　　这场审判被称为“世纪审判”。在审判中，我是唯一的安静者，而外面却是嘈杂声不断。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写到，此案引起了企业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几乎所有人都对我的遭遇倍感同情。

　　甚至在1998年初，北京的十多位企业和学界代表，联名向政协委员呼吁“枪下留人”，为我喊冤。

　　他们对我和马军一样抱有同情心。我曾为民族工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那么我的收入和贡献是否成正比呢？

　　他们像马军一样质问，是褚时健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还是在转型时期，我的收入分配制度尚不够完善？

　　王石说：“虽然我认为他确实犯了罪，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

　　波导集团董事长徐立华公开表达了对我的敬意：“真正的企业家是褚时健，他是中国天字号的企业家。中国没有哪位企业家能超过褚时健！”

　　在我入狱后，政府为我治病建立了一个账户，并存入了几十万元钱，但很快这个账户里的钱就多达几百万，存钱的人是谁呢？我们不得而知。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

　　有评论说：“红塔集团的褚时健涉嫌贪污，媒体却百般同情，为什么要同情他呢？要不是国家不准民营企业做烟草，储时健能有这样的成就吗？企业做得好就是自己的功劳，靠什么同情？国家不是已经给予了你荣誉和待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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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晓波这样总结：“褚时健现象”是一个镜子，反映出了转型时期中国商业界在法制观念和价值评判方面的模糊、矛盾和迷茫。

　　这个被定位为“世纪审判”的案件也昭示着需要加强法制建设，力求社会公平和正义。

　　作为被称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争议者”的褚时健，我远离了一切争议，并且没有对自己做出任何评价。

　　在2003年，我曾对王石表示：改革需要付出代价。

　　现在，一切似乎已经风平浪静了。

　　2010年，凤凰台的杨锦麟采访了我，当聊到过去身陷囹圄的时光时，我只是一直喝着水，沉默许久。提及我去世多年的女儿时，我又许久许久沉默不语……

　　然后，杨锦麟问我："能不能说句心里话，当初对你的判罚究竟公平不公平？"

　　我只是说："如果今天重新回顾一下，我个人认为好像不应该是这样的。"

　　到了2015年，当传记作家周桦问我和夫人马静芬时，我只是说："其实想起来，应该要感谢那段经历。没有那段经历，就不会有今天。"

　　过来，我注意到他们的面容平静坦然。

　　或许是真的，往事已经不再在我们心中掀起波澜。

　　然而，先燕云说，当你面对他时，你会觉得所有的事情你都已知道，但当你下笔写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离你很远。

　　那么，我是怎样一步步从深渊中走出来的呢？

　　始终保持沉默的我，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判决后，我没有上诉也没有进行任何辩驳。见到我的人都惊讶于我面容平和，但我的身体状态却一天不如一天。由于严重的糖尿病，我在2001年数次昏倒。

　　在这一年，由于我在监狱中表现良好，我的刑期减至17年。随后保外就医，而我的监外执行审批表上写着我的病情：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2级、陈旧性心肌梗塞。

　　出狱后，我被任新民接到了大营街。

　　我和任新民是在微时候认识的。当任新民担任大营街大队支书时，他曾率领大营街建筑队帮助烟厂整修宿舍，这时我们认真地踏着每一步。实际上，任新民就是我，因此我深得自己的欣赏和信任。

　　从1986年开始，烟厂在玉溪扶持一些厂家生产辅料，我把这些机会给了大营街，这个贫穷的地方飞速发展起来。到了90年代，大营街已经号称云南第一村。

　　外界传言我是褚时健的干儿子，但我从不解释，这几个字对我来说还是太轻了。在他心里，大营街人心里，我们几代人都受过他的恩惠至深。

　　我说过：他在烟厂工作时，要报答他的人太多，他也不需要。可是当他遇到了难处时，我们终于有了表达心意的机会。

　　我希望褚时健能在大营街颐养天年，当然这也是每一个亲朋好友的心愿。

　　但这并不是褚时健的心愿。

　　对于这个一生强悍、一生都在奔波劳碌的男人来说，以劫后余生的姿态无所事事地生活，是最不能接受的。他说如果闲下来，我会病得更重的。

　　即使他已经75岁了，他还是想要做点事情，否则他会感到不甘心。自然也有许多机会，很多烟厂都在等着我，希望我能为他们担任顾问，给出高价的报酬。

　　但是我决定要和过去彻底告别，不再与故人旧事有任何交集。

　　这个农民的儿子与土地有着特殊的情感纽带，经过深思熟虑，我拿出全部家产，又借了将近1000万元，选择在新平水塘镇的哀牢山上种橙子。

　　几十年来，我历经大起大落、命运多舛，仿佛又回到了原点。

　　但是，吴晓波的看法是错误的。

　　作为这个历经创痛的老人，我有着任何人难以想象的生命力。

　　我走上哀牢山不是为了自我放逐，而是为了寻求生命的重生之旅。

　　多年之后，王石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初见到我的那个场景。

　　没有杂质，然后再决定是否购买。

　　在2014年11月4日，我第三次登上哀牢山，去探访褚时健。

　　十年前，我第一次踏上哀牢山，当时内心充满着朝圣的感觉。在找到褚时健时，太阳下着毒辣辣的阳光，这位现年76岁的昔日烟草大王穿着一件灰白色的大汗衫，蹲在地上，认真地和一个水管工商量价格。

　　他说：“80元太贵了，能便宜点吗？60元好不好？”

　　尽管这一幕让我深感震动，但这却只是褚时健平凡生活的冰山一角。

　　在种植果园成立初期，褚时健和妻子住在临时搭建的公棚里。那个棚子四处漏风，但他们仍能眺望到璀璨的月亮和繁星点点。

　　在启程前，褚时健对果树一无所知，所以便去书店买下所有关于果树种植的书籍。他常常在半夜十二点起来看书，看到凌晨三四点钟，一本本崭新的书籍被他翻得稀烂。

　　褚时健的一位邻居回忆，他们曾在同一家养鸡场买鸡粪。其他人只是直接拿起鸡粪袋，放到称上，然后付款。但是褚时健与众不同，他会倒出鸡粪，凑到脸前仔细查看，还会用手捏捏，估算水分含量，检查是否有杂质，然后再决定是否购买。

　　溺，我一直相信，一个人能否成功，关键看他面对困境的勇气和决心。

　　哀牢山缺水，身体尚未康复的我背着胰岛素袋子，随时打着点滴，花了好几个月时间跋山涉水四处寻找水源。

　　这仅仅是一件。像我这样做事一向认真负责，竭尽全力，从来不抱怨也不自叹。

　　在许多场合，王石感慨地告诉大家，那位76岁的顽强老者，指着不过一尺多高的小树苗，兴致勃勃地与他谈论四五年后橙子挂果的情形，而当时哀牢山还满是黄土。我曾经问自己，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那个年龄，我会怎么做？我知道，我肯定没有他那样的勇敢。

　　几年后，王石再次登上哀牢山，看到满山遍野的黄橙色果实，不禁想起巴顿将军的一句名言：

　　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他登上了顶峰的高度，而是他跌倒之后的反弹力量。

　　我一直相信，成功的关键因素不是高度，而是面对困境的勇气和决心。我已经看惯了许多企业家沉迷失败，只有不屈不挠的信念才能引领我们度过生命中的危机时刻。

　　我感叹道：褚时健用顽强的人格魅力走出了哀牢山。

　　我不吝赞美：一个伟大的人格可以在自己身上克服时代的局限。

　　当然，我也跟上了这个时代。

　　褚橙的销量一年比一年增长：

　　2006年，1000吨；

　　2007年，1800吨；

　　2008年，30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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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2012年，这个数字有了突破性的增长，褚橙也从云南一隅走向了万户千家。

　　这一年对我来说很关键，因为本来生活网站的创始人喻华峰找到了我。

　　本来生活主营优质生鲜果蔬，当时刚刚起步。

　　别人给喻华峰推荐褚橙时，也只是因为：褚时健用顽强的人格将橙子种出来。但是我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让更多人品尝到人格的味道。于是我们合作了。

　　橙子太好吃了，在昆明市场销售得很好。

　　但是我这位曾经的著名媒体运营人深知褚时健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样的传奇和商机。

　　考虑到北京市场的巨大规模以及互联网的辐射力量，褚时健的外甥女婿李亚鑫向本来生活提出了一个要求，可以卖橙子，但要求20吨起订。

　　20吨，对当时成交量很少的本来生活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喻华峰当即决定：我们卖！

　　心里也有些忐忑。

　　喻华峰为褚橙量身制定的宣传语直白而深入人心：人生总有起伏，信仰精神始终相伴（橙）。

　　这甜蜜的橙子唤起了许多人心底深处的记忆。许多年轻人第一次知道褚时健的名字，也从橙子里品出了更长远、更振奋人心的味道：一个70多岁陷入低潮的老人重新创业，又在80多岁时获得了成功。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激动的了。

　　那一年，褚橙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励志橙。

　　那一年，橙子供不应求。褚橙的销售量甚至突破了万吨。大关到来！

　　偏远寂静的哀牢山瞬间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地方，许多人前往那里，作为一位寡言少语的人，我对此感到有些无奈：为什么他们不忘记我呢？

　　我向那些络绎不绝的朝圣者说：没有什么难的。

　　难道这些枯燥的数字不是很容易就能掌握的吗？

　　2月份进行溃疡病检查，树龄四年以上的树木按照每株15片叶子的标准，扣除10元/株的预支生活费用……

　　当花芽开始发芽时，需要使用0.2%的磷酸二氢钾和0.15%的硼砂来喷雾。

　　在盛开期，需要根据花的数量为每棵树增加70-100g的氮肥。

　　当第一次成功结果结束后，需要使用30-40ppm的赤霉素来保持果实；

　　当70%以上的树开始第二次生理掉果时，需要使用50ppm的赤霉素来保持果实……

　　我所经历的也不亚于上千字。(结束) 如果你还想知道，我是如何从900亩荒山秃岭到万亩良田，将橙子口感从不好到24:1的黄金甜酸比的话，这些简单的数字背后蕴含了多少次试验、失败和更加繁复的数字，以及我经过多少脚步、流了多少汗水，多少个夜晚无法入睡等等…… 哪里有那么难呢？ 事实上，也不难。 并没有所谓的跨越式进步、境界的顿悟或者灵感乍现，只是一直以来秉持着这样的态度： 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天才，但我一直都是一个实实在在做事的人。 只是在勤勤恳恳地每一步都不停歇地向前走，而这每一步都都是有效的。 哪里有那么难呢？ 在无法用数字表达的背后，曾经有多少次我食不果腹，多少次我在死亡的线上挣扎？又有多少人轻易地被海浪吞噬，再也无法回头？ 但我还在这里，硬朗不倒，永远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我经历了许多跌宕起伏，但我学会了承受，没有激越，也没有与命运抗争。

　　我选择用沉默的承受来化腐朽为神奇，将所有雨露、冰霜都转化为创造新机遇的力量。

　　德国教育家卢安克曾说过人类最强大的力量来源于承受而非征服，我非常同意。

　　我从不善谈人生经历，更喜欢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从不轻言放弃。

　　其实，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的妻子马静芬一直以来都与我肩并肩地走过险阻艰辛。

　　记得当我走上哀牢山开始种橙时，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婆婆来对我说你栽，我卖。

　　她的确是个销售天才，她帮我卖出了许多橙子。

　　2017年，我和我的妻子马静芬一起来到四川绵阳参加了电子商务发展峰会，与62岁的董明珠交流分享了彼此的经历。

　　因为我学会了承受，而这让我变得更加坚强。

　　别退休，咱们一起做农业创新和工业创新，让中国的产品走向全世界。

　　对，那是我亲爱的妻子马静芬在2011年对我说的话。她曾经叫褚马氏，但现在她更愿意被大家叫做马姑娘，这位85岁的老太太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和尊敬。

　　马姑娘在晚年尝到了很多喜悦，那已经远远超出她的期望。

　　1991年，采访我的先生燕云准备写他的情感生活，但马静芬觉得这太难了，她说：我和他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甚至我也不了解他的情感世界。

　　但现在的马姑娘与当时显然已经不同了。

　　2007年，经历了直肠癌又神奇地康复后，马静芬开始关注生活中的琐事。

　　她的先生，褚时健开始亲自安排每天三餐，并针对她的病情为她特别准备一碗米饭和一份菜。在餐桌上，他会关心马静芬的饮食，向她提醒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

　　这份真挚的柔情，让我感到满足和感激。

　　有时，有人问我说：如果有下一世，你希望下一世再做褚马氏和马静芬吗？

　　我回答，我爱她，我不在乎我们下一辈子会变成什么人，我只想和她永远在一起。

　　别问我还嫁不嫁褚老了，我总是故意想卖个关子：我偷偷地告诉你，你们可不要告诉他啊。

　　如果有下一世，我还是会嫁给褚时健。这是我常常说的话。

　　马静芬经常说没有褚时健就没有她，没有她也没有褚时健。

　　但是当别人问我，褚老爱不爱你呀？我总是不愿回答爱或不爱，只回答道：我们一看到电视上恩恩爱爱、互诉衷肠的场面，就马上换台了。

　　一直以来，我们之间并没有太多甜蜜温馨的相处时光，但每当经历危机险境，我们总是一起奋战、并肩战斗、奔跑在一起，共同面对这个世界的粗糙与基情。

　　我们一起举起锄头，一起舞动镰刀，一起挥汗如雨，一起谷满粮仓。一起经历流离失所，一起顶风冒雨，一起重建家园，一起咬紧牙关走过风雨。

　　因为我们共同经历了这些，所以笑容在脸上绽放，心里也充满了甜蜜。我们的脸上虽然刻满了岁月的沧桑和风霜，但我们清晰地知道每一个皱纹的来处，知道对方平静的面容下都隐藏了多少悲欢创痛。

　　我们的爱字终究是太轻，也无需说出来。

　　我们家不仅有我，还有其他人也感受到他从内心发出的珍视和温情。

　　他特别疼爱我的外孙女圆圆（原名任书逸）。圆圆是我女儿褚映群生前唯一的骨肉，褚映群去世时圆圆才十岁。

　　褚时健和我在狱中度过的那段时间里，圆圆就寄养在任新民家，之后改姓任。高中时，任新民把圆圆送到海外学习。

　　2008年，任书逸大学毕业后，褚时健和我把她和丈夫李玉鑫召回身边培养。我们照顾她，也疼惜她。

　　她那张酷似母亲的脸上，有着我们思念和亏欠。

　　每当圆圆过生日时，这个眼睛昏花又不健谈的老人，都会一笔笔给她写信、嘱咐和关心她的生活。

　　如果圆圆和丈夫两天不回来吃饭，他就会一大早到他们家，沉默着，为他们准备了餐。

　　他的温暖总是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

　　我坐在那里等待。

　　我的重外孙提到想吃西瓜，我就马上叫上司机，亲自前往50多公里外把西瓜买回来。

　　2015年，我的外孙女圆圆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的才四岁多，小的不到两周，我送给他们一本书。

　　书上写着：

　　墩墩，长大成为一个有担当的男子汉。要广交朋友、待人宽容，对自己要求苛刻。公公祖祖：褚时健。

　　潼潼，祖祖很钟爱你。要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成为一个能够回报社会的人。褚时健。

　　我的爱和关心尽显于书中。

　　我儿子褚一斌在我名声鹊起之时，却不愿意依靠我的荫庇和光环，选择去国外闯荡。当家庭遭遇巨变的那几年，褚一斌夜以继日地担忧着，却不敢回到我们身边，一直在几个国家辗转流离。

　　在哀牢山辛苦创业的时候，我当然希望儿子能够回来帮忙，但在国外已经创下了一番事业的褚一斌却犹豫不决。

　　20在2012年年底，我恳求似的向儿子说：我已经老了，也跑不动了，你看怎么办呢？

　　即使千里万里，我仍然希望儿子能够在我身边。

　　褚一斌清楚知道我一生都未曾低头，而我能说出这句话是多么难为情。

　　当时，褚一斌匆匆回国，几个孩子留在新加坡。我常常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故意说我一口云南话让我听不懂，我明知道孩子们在捉弄我，却还为他们硬着头皮说出生硬的普通话，如同当年在烟厂遇见朱总理时，仍保留着我乡音未改的声音。

　　许多年以来，我的妻子多次抱怨我缺少温度，我的孩子们也质疑我过于坚强。但是，我何尝没有深情呢？

　　如果没有，我不会说：

　　我这一生，好几次遇着要死的坎儿，最后关头，还是对家人的牵挂让我选择了生存。

　　我还不会因为用一张过期的医保卡而流下眼泪，用身体温暖地抱着一位孤独的老人，用谨小慎微的方式关爱着我的家人。

　　当那个人写下了他自己的情感时，他说：“你这么年轻，怎么可能懂得我们这一代的人。从今以后，我们就算是忘年交了。”

　　然而，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一种无法承受的责任感。

　　他的心中充满了更大的关怀和责任，这让他把深情给了更多的人，但也让他无数次忽略了自己的家人。

　　当经历过人生的起伏和波折，当走向暮年，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亲情中朴素而坚定的温暖和安慰。他把更浓郁的爱给了那些与他共同经历生死、肝胆相照的亲人。

　　然而，也正是这份深厚的亲情让这位一向从容老人偶尔显得有些波动。

　　从2008年开始，我的外孙女圆圆（任书逸）和她的丈夫李玉鑫来到了哀牢山，负责褚橙的销售工作。李玉鑫勤勤恳恳、机智灵活，深受褚时健的赏识。

　　他曾经公开对别人说过，等把外孙女和女婿培养得差不多时，他就会将果园过户给他们。

　　当我打算将果园过户给我的外孙女和女婿时，我乐观地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然而，随着2013年7月褚一斌回国，事情变得有些微妙。

　　虽然每个人都在尽心尽力，但是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却不尽相同。

　　在过程中，理念发生了冲突，但是外界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当记者问起传承的问题时，我淡然一笑说他们各自管理一块果园，这是在对他们进行考验。谁做得好，谁就会在日后掌管果园。

　　但是，身边的人都能看出褚时健有很多烦躁和挣扎，在一些小事上常常暴躁发怒。

　　到了2015年，两场接连不断的发布会揭示了我的无奈和两难选择。

　　在那年的10月份，褚一斌召开了一场发布会，宣布褚橙将与天猫商城展开独家合作。然而仅仅11天后，李亚鑫在另一场发布会上澄清，表示褚橙并没有与天猫商城独家合作的计划。

　　这两场发布会针锋相对，而我却都出席了。我这一生一向从容，但是当面对亲人的内斗时，我终于失去了从容的样子。

　　很多人说这是褚家的内斗，甚至是“人之争”。我们褚家人很快澄清了关于果园分歧的事情，说虽然有一些分歧，但并不那么严重。因为我们家族内部的事情，我们一直不愿意让外人插手。

　　然而，这个问题在2018年1月17日，也就是我90岁生日那天，终于得到了解决。

　　褚一斌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云南褚氏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而我则担任了董事长的职务。

　　我解决了人生中最后一个难题，很累了，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如此说道。

　　也许是我真的感到疲倦了，我可以真正地享受余生了。毕竟，我已经90岁了，除了患上了糖尿病和尾椎和腰椎间盘突出，我还需要靠着旁人才能缓慢地行走。

　　也许我仅仅是一时感慨而已，毕竟我还是思维清晰，头脑敏捷，腰背挺直。

　　然而，这些都不重要了。

　　你看，在哀牢山上，满山遍野的果实金灿灿，郁郁葱葱，看着果农们那朴实无华的笑脸，这已经足够了。

　　如此虚弱的身体，却养育了万紫千红的果实，这是何等的春意盎然啊。

　　足够了，这就是我对自己的人生总结。

　　当我去世后，如果我的墓碑上只写了褚时健，属牛这五个字，我想起来，都会感到辛酸万分。

　　但也有无限的骄傲。

　　我身上有一句话，几乎被所有人用过，但我实在想不出一句更好的话：人是不可以打败的，你可以消灭一个人，但你就是打不败他。

　　你根本无法打败一个人。

　　向褚先生致敬。

　　来源：净物（ID：cystyle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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