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背起行囊，独自旅行。

2、纪律是自由的第一条件。

3、悲观的头脑，乐观的意志。

4、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5、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6、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

7、目标有价值，生活才有价值。

8、运伟大之思者，必行伟大之迷途。

9、世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

10、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存在的。

11、一个深刻的灵魂，即使痛苦，也是美的。

12、良心，它就是对它自己有了确信的精神。

13、方法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

14、现实中无法解决的困惑，就到哲学里去寻找答案。

15、如果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那建筑物则是凝固的音乐。

16、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

17、与所爱的人长期相处的秘诀是：放弃改变对象的念头。

18、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

19、在纯粹的光明中就像在纯黑暗中一样，看不清什么东西。

20、一个灰色的回忆，怎能抗衡现在的生动与自由。

21、一个恶徒的犯罪思想也比天堂里的奇迹更伟大，更崇高。

22、民族不是为了国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国家创造的。

23、在这唯一的权力面前，没有东西能够维持一种独立的生存。

24、只有永远躺在泥坑里的人，才不会再掉进坑里。

25、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记取历史教训。

26、婚姻实质上是伦理关系。婚姻是具有法定意义的伦理性的爱。

27、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应当只是单一的画家，应是兴趣广泛的多面手。

28、有一些宝贵的东西作为它的目标时，生活才有价值。

29、只有那些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处的人，才会没有出头之日。

30、在纯粹光明中就像在纯粹黑暗中一样，看不清什么东西。

31、无知者是不自由的，因为和他对立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32、我首先要求诸君信任科学，相信理性，信任自己，并相信自己。

33、一个拥有真正美的心灵总是有所作为的，并且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34、世界历史即是世界审判”揭示了其历史观兼有神义论和人义论的双重品格。

35、理想的人物不仅要在物质需要的满足上，还要在精神旨趣的满足上得到表现。

36、一个人如果把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东西算作自己的发现，这也很接近于虚骄。

37、如果不是每个丈夫都觉得他的妻子美，至少是每个未婚夫都觉得他的未婚妻是美的。

38、真理是在漫长地发展着的认识过程在被掌握的，在这一过程在，每一步的直接继续。

39、一杯水是清澈的，但海水却是黑色的。就像小的道理可以说明，而真正的大道理是沉默的。

40、只有经过长时间完成其发展的艰苦工作，并长期埋头沉没于其中的任务，方可有所成就。

41、最大的天才尽管朝朝暮暮躺在青草地上，让微风吹来，眼望着天空，温柔的灵感也始终不光顾他。

42、任性和偏见就是自己个人主观的意见和意向，——是一种自由，但这种自由还停留在奴隶的处境之内。

43、民必须体会到宪法是自己的权利，可以落实到实处。否则，宪法就只是徒有其表，不具有任何意义和价值。

44、有嫉妒心的人，自己不能完成伟大事业，便尽量去低估他人的伟大，贬抑他人的伟大性使之与他本人相齐。

45、自卑往往伴随着怠惰，往往是为了替自己在其有限目的的俗恶气氛中苟活下去作辩解。这样一种谦逊是一文不值的。

46、精神上的道德力量发挥了它的潜能，举起了它的旗帜，于是我们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在现实中均得施展其威力和作用。

47、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它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

48、家庭教育的另一个内容是培养子女的服从性，服从性的培养可以使子女产生长大的渴望。反之，如果不注意子女服从性的培养，他会变得唐突孟浪，傲慢无礼。

49、爱情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只停留在性欲上，而且显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秀的心灵，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的精神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

50、人们往往把任性也叫做自由，但是任性只是非理性的自由，人性的选择和自决都不是出于意志的理性，而是出于偶然的动机以及这种动机对感性外在世界的依赖。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

在英国伦敦郊外的海格特公墓，安葬着一代伟人卡尔·马克思。墓地上，马克思的青铜头像端放在花岗岩墓碑上方，墓碑正面刻着青年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

《活着的马克思》作为通俗理论读物，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的生涯、思想理论和伟大人格，向广大读者再现真实的马克思、睿智的马克思、崇高的马克思,深化对马克思主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内涵的理解，提升掌握和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和自信，增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信心和信念。

《活着的马克思》开始就以历史的巨人为题，对马克思诞生的时代、马克思勤奋好学的青少年生活、为真理而奋斗的毕生经历、实现人类思想伟大的实践和理论过程等内容作了叙述，再现了恩格斯所言的马克思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的意蕴。如果想到《活着的马克思》主要作者程建宁将军已是80多岁的老人，从1951年抗美援朝参加空军以来，60余年坚持不懈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清楚，《活着的马克思》所说所言，实际上会聚了他们对马克思生平事迹的真情，蕴含了作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我读《活着的马克思》后，首先感受到的就是，只有马克思主义真信者才能为之。

《活着的马克思》接着以天才的头脑为题，集中以马克思（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九篇经典著作为线索，对马克思的思想精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作了阐释。按照这九篇经典著作的写作时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理论作了既力求保持原汁原味的、又富有中国话语特色的阐发，在内容的准确性、叙述的完整性上花了很大的功夫。《活着的马克思》的四位作者，几十年来勤勉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孜孜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结合了他们在共和国建设和改革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真知，实际是他们这几十年来学习和研究

《活着的马克思》最后以伟大的人格为题，从坚定的理想信念、勤奋的学习精神、无谓的斗争气概、高尚的道德情操、真挚的友谊，真实地再现了马克思的伟大人格。通过品读马克思的故事，确实如作者们所说的，能使我们对什么是理想信念、什么叫无私奉献、什么谓奋斗终生等人生哲理会有新的感悟。马克思的故事给我们的启迪就在于：这是一面镜子，更是一面旗帜。点滴中见高尚，平凡中见伟大，马克思熠熠生辉的伟大人格，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榜样.《活着的马克思》的作者，年长者83岁、年轻者63岁，平均年龄73岁，他们讲述马克思的故事，更多地融入了他们的人生感悟，也更多地包含了他们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真实情感。读毕《活着的马克思》，我相信读者们都会有同感，只有马克思主义真懂者才能述之。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读书笔记（二）

我用了几天时间通读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著），这是其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卷第一章。以下是我的

正如这本书的出版说明所言，该章节在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章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他们论述了物质资料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规律并根据这一规律论证了历史上存在的各种所有制形式依次更替的必然性，从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章中还科学地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指出了国家和法对所有制的依赖关系，揭示了国家的阶级实质；同时还阐明了社会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提出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的原理。他们还根据自己发现的历史规律对主义作了科学的论证。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世界，然后通过指导实践活动来改变世界。首先，唯物历史观基本原理的产生是历史的、对各种观念批判继承的产物，它能够逻辑严密地给出人类社会经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进而预测到下一个社会形态，即主义社会实现的必然性。同时，唯物历史观的产生是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质变，它经历了朴素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等各种观念、思想和概念，在论证了物质决定意识之后，上升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在这一历程中，这些被捧上了天的、毫无用处的废物弥补了历史发展的不足.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及社会、人民群众等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并运用这些范畴系统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第一，人类的物质生产是整个历史的出发点。唯心史观把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范畴、观念作为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唯物史观则把人类的物质生产作为历史发展出发点。如何确定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直接影响能否正确认识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有机体，能否客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及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二，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物质关系是整个社会历史的基础。个人互不依赖，仅仅通过交换结合在一起,所有者通过物的形式，即通过货币统治非所有者.人们在生产中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决定了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性质。

第三，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历史的每一阶段发展和特殊的性质。生产方式规定了历史的每一阶段的生活条件，决定了其发展和特殊的性质。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里的环境指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即生产方式。一定的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都是由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当然它也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是，它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生产方式是社会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源泉，决定并制约着人的全部活动以及全部社会生活的领域和过程。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只有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才能发挥作用，才有自身的发展。

第四，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回答了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第五，一定的生产力和积极参与反抗旧社会活动的群众是社会的物质因素。一定的生产力是社会的物质前提，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随着（无产阶级）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使无产阶级的利益成为了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其使命在于使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个人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这样一来，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

以上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中关于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下面谈一下本人在通读之后，结合社会现实所作的思考。

先谈私有制（它以某种形式客观存在）。在上层建筑层面，客观的公退私进（抓大放小，管理层收购等）以及《物权法》的出台说明了私有制以某种形式获得了确认和发展。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现阶段，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个人自由只是在某个阶层（比如企业管理层）才存在。既然私有制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公有制之外的其他所有制形式的迅速发展壮大很难说不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无产阶级的交往和联系是否得到加强。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这些力量从自己方面来说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以我在国企的工作经历来看，工人的联合体——工会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跟党委、行政相比较，工会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很难保障工人的各种权利。正因为如此，下岗、分流、降薪、非正常的加班这些现象得以普遍存在，生命的过度耗费更加深了我对劳动是谋生的手段这一论断的认识。

再次，谈一下生产力的保持。只有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既然竞争和扩大世界交往能够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我们不难理解邓爷爷提出改革开放，并将市场经济定性为工具的初衷。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这说明发展生产力需要尊重客观规律，需要以既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为基础，而不能幻想打造空中楼阁。

最后，将着眼点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上。既然马克思主义历经百年，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必然具有超强的预见性，仍然能够高屋建瓴地指导我们的实践。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产生了分工。……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表现为生产和交往的分离，表现为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商业资本家的产生）、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各国开始处于竞争的关系中，展开了商业斗争，这种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从此以后商业便具有了意义。（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对所有制的规定） 、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资本主义向主义过渡的必然性）.

最后谈一下创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指出，要根据现有的

马克斯·韦伯是行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是当代西方颇有影响的学者。《经济与社会》一书是在他去世之后，由他的夫人玛丽娅娜·韦伯整理、出版的。下面是关经济与社会

从事实来看，人治与法治并不是一者取代另一者的关系，而是在同一时期相互补充，不同时期相互替代，交替出现在同一地区或者同一政权中，例如古希腊时期和罗马黄金时代，英国资本主义等等。而且经过一系列结合当时史实的分析我们还会发现，出现这样的反复并不是因为某一团体窃权或突发事件等偶然因素，而是当时当地方方面面因素共同作用的历史必然。为什么会出现必然的反复更迭，是因为无论人治还是法治，都有适合其发挥的特殊环境，也有其力所不逮的困境存在，双方在不同时期交替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才会出现此一时彼一时的局面，这是在历史事实和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两种层面上都站得住脚步的观点，充分、形象地解释了法治与人治各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提示今天在努力为现代化建设而拼搏奋斗的我们应当开拓自身的视野，站在一个逻辑清晰明朗的起点上以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更加深入细致地分析人治与法治，从而获得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前面已经说到，虽然我们一度习惯于某些偏见和宣传使我们产生的人治即贬义，法治即褒义的思维套路，但我们也能认识到这两种治国方式本身并无褒贬之分。事实上这两者的目标与追求是一致的，分歧与争端主要体现在治理方式的不同上，不同的治理手段有其配套的治理方法，而两种治理方法所要求的条件和需要的环境有着重大的差异。

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人治有几项假设和前提是国家社会的统治最终依靠于人，权力由人向自身赋予并执行，因此统治者应该是具有高尚道德和过人智慧的，并且相信人性本善，适合的统治者都是天然具有大公无私的本性的，同时人治只有在有人表现权利的时候才具有效力，因此要求大众也符合人性本善的假设，自发约束自身行为，统治者的精力主要用于发挥才智推动国家进步，而对社会上问题的出现只作事前示范和事后修补的工作，同时，由于社会自发的积极性，所有具有统治才能的人都应当并且能够被选拔出来，这样才能使得合适的权力被合适的人取得，合适的人取得了与其智慧、道德相匹配的权力。这种决策方式的好处是人们自发向善而不是向恶，对有限的约束制度起到修补而不是冲击的作用，同时在进行紧迫、重大或者需要高度远见性的决策时受到的掣肘较少，效率较高。

而法治同样尤其自身假设和前提体系，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依靠一套制度而不是某一个或某一群人，统治者的权力由法律规定来赋予并且可以被依法授予或剥夺，统治者的能力体现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了法律规定，相信人性本恶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约束，需要全面的，健全的制度体系来施加外来控制力，同时也认同人天生平等，智力、道德等都不应该直接成为决定人地位和待遇的因素，必须经过程序和规定的甄选。这种决策方式的好处是能够有效控制统治者能力不足，包藏私心或一时冲动而做出影响恶劣的决策结果，如果统治者的决策过于荒谬，他甚至无法执行自己的决策，同时依靠制度而不是道德来约束民众也更有利于控制人与人之间的思想道德高度差异和实现公平。

但人治要从最高层落实到最基层，也需要逐渐凝结成一些规章制度来避免自身被扭曲，而法治的最终制定和执行者，依旧是人，这两者自身的理论体系中就从来没有缺少过对方。

法治论者力挺法治的理论依据主要分两种，即唯理主义和怀疑主义。唯理主义的视角主要是相信法律是死的，是固定的，因而也是理性的，不会受到的影响和控制，有着理论上永恒正确和永恒公正的可能性，能够体现普遍意志，而其定义都已经是永恒正确，那执行这种永恒正确的治国手段本身的正确性也是不容怀疑的。这种观点对法律和人的思维的差异有着一定深入的认识，但对法律制定和执行的漏洞认识还有所不足，法律是否出于理性、公正、正确的立场和起点而制定，法律的执行者是否能够做到如同自己所服务的法律一样不受的影响和控制，这都是法治论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相反的，这些问题的答案能够由它的对手人治论来解答，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没有考虑操作的制度推论。

而另一种怀疑主义法治论者则认识到了人的理性力量永远有限的问题，他们的视角不是法律的优越性而是人类的劣根性，它提出了两个人治论难以解答的问题，智者是否随时存在并被发现，智者是否随时理智，于是相比之下，他们更加倾向于法治，但是这个推论指出了人治的操作难题，却依旧没有解决法治论自己的操作问题。

而人治确实无法解答，至少现在的研究水平还没有成功解答法治论者提出的两大质疑，但它同样能够有效地质疑法治论，并且能够一定程度上修补法治论的弊端，通过选取更加智慧和高尚的立法者，执法者，虽然无法根本解决法治论操作的漏洞，但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法律的公正性，客观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由此可见，法治和人治实际上是无法独立存在，也无法消灭对方的，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方向都应该是借鉴对方来完善自己，提供自己去规范对方，两者的结合是一种必然，差异将只是体现在谁的体现程度更高，最终执行手段是人还是法，个人认为，随着这两种治国手段的理论不断发展完善，有朝一日即使这种差异也会渐渐消弭。

平心静气来看待法治论伦和人治论，都能够感受到其独有的说服力和吸引力，也能发现其难以避免的漏洞和弊端，瑕不掩瑜，这种弊端的存在不应该被作为否认某一种理论的依据，而是证明了探讨问题的传统思辨方式本身就存在问题。试图找寻一种永恒的，绝对性的真理，一种可以照办无误的治国手段，一种适用于任何时间地点的治理方式本身就是不科学的，这不符合运动的基本规律，也不符合多年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实践结果，寻找一种本就不可能存在的东西这个出发点所推导出来的理论必然存在致命的漏洞和弊端。无论是研究科学还是治理社会，面对随时发展变化和内部包含不可消灭的矛盾的具体形式，都需要立足实践和兼收并蓄，实际情况才是一切研究的老师和研究成果的质检员，单纯依赖思辨是不可能真正深入这种讨论的。“思辨终止的地方才是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因此，将人治与法治放在同一个历史发展语境中进行重新思考显得很有必要。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解答中，韦伯所作出的统治变迁分析有很大的超越性和突破性，使人治法治的千年争端和发展更上台阶具有了可能。

韦伯的理论将社会生活中合法存在的统治方式进行了三种大致的分类，即法理型、传统型和魅力型统治。法理型相信法律的绝对权威，统治者的权威要服从在法律的权威之下；传统型崇拜传统惯例的智慧，认为惯例具有合法性和统治性；，魅力型则是超人，强人的理论基础，个人的超凡能力为其权力和地位提供了合法性。前两种更接近法治论，其中第一种最为普遍，而魅力型则是人治论的表现。

在韦伯看来，法理型统治是官僚依靠法定程序取得合法性和规范权力行使手段，法定程序依赖于官员制定和执行的统治形式，其最大优点在于稳定性，一切活动有所依据，按部就班，最大限度减轻个人能力的影响而无论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种统治实质是一种运作方式，法律与官僚都是机构运作的动力和元件，这种统治形式适用于和平时期和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遵循是社会的主旋律，而其缺点也在于稳定，缺乏应对突变和锐意革新的能力，在稳定中将逐渐丧失进取心与生命力，从稳定逐渐转向僵化、腐朽，并且这种社会否定了人们的向善之心，约束人们的行为完全依靠法律的控制力，而法律本身必然是存在漏洞的，改革又举步维艰，因此其法律体系在民众不断的突破尝试中必然面临崩溃而需要一场由魅力型人物率领的改革和转型。

而魅力型统治依靠于的个人能力与魅力来维持整个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常运作，其合法性来自民众对其信任、崇拜和追随。这种统治方式能够方便地提出重大的项目与全新的思想并得到社会的认同、服从与支持，优点是能够迅速决策，集中力量，并且轻松实现改革创新，但其缺点同样明显，对统治者过高的素质要求和低素质能够带来难以控制的破坏性，并且，统治者的优秀也难以保证执行者的优秀，完美的政策在执行中完全可能变形甚至起到反作用，同时，这种依靠于个人魅力建立的合法权力使得统治者将极力迎合大多数支持者的继续支持，这种大多数可能是人数上的，也可能是经济、军事实力上的，因而这种统治方式一是难以保证统治秩序，难以防范社会混乱和动荡，其二也难以保证公正性。

因而韦伯认为魅力型统治是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其过于强力和副作用过于巨大，在变革潮流时期是一剂强效的良药，是立竿见影的激素，但社会进入平稳时期后，其效力就显得明显过剩，而副作用也开始破坏社会的健康；其次，魅力型统治对的要求过高决定了这种统治方式的有效生命周期基本等同于的自然生命周期，职位和地位可以继承，但能力与魅力是无法继承的，其继任者的选择方式将决定社会转向法理型还是传统型，选举带来前者，而遗传带来后者，但魅力型统治将就此中断，即使其继任者重新塑造了成功的个人魅力，那也是断续而不是延续，而一个继任统治者无法塑造足够的个人魅力，不但是统治形式的终结，还可能是一个政权，甚至势力、国家、民族的终结。

韦伯的分析基于社会统治形式纯粹这样一种理想类型，但其自身都不认同纯粹类型的统治曾经存在，所能见的都是混合型统治，差异在于混合成分的浓度不同。

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人治与法治的争论达到了空前高度，并且双方都取得了充分的实践机会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作为今人我们回首看来，凡是坚持和试图践行两者非此即彼的纯粹性的尝试，非但没有成功，而且都是祸国殃民的典型，而取得一定成果的，无论最终成功与否，都是混合型统治的实践者。因此，本文绝非希望为人治或者法治中的哪一种张目，而是希望秉持一种中庸之道来探讨混合型统治的科学性，并为探索混合型统治其成分的比例，为我国法治建设与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丁点星火智慧，跻身续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这个伟业中的一枚负重轮，一条传送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