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我们都走过耳听爱情的年纪霍乱时期的自然之恋
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回忆了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后，她只剩下自己。这本书她看过多遍，每当读到这句话依旧眼湿。
1998年，她87岁高龄，却连续失去了亲近的女儿和深爱的伴侣，这该是怎样一种巨大的痛苦与孤独？那个年龄段，身边能说说话的朋友恐怕已不多，即使追忆往昔，与人聊天也成了奢侈。她如何在从1998年至今17年的时间里平静而安宁地生活下去？
她并没有错过机会找个生活的伴侣。有一次，社会学家费孝通来访，是她青年时代的心上人，但她对他却没那份情谊。当年，她与钱钟书相恋后曾写信给费孝通：“我有男朋友了。”没想到憨厚的费孝通急了，他觉得自己更有资格做她的男朋友，因为他们青梅竹马最后达成只做普通朋友协议。
旧友重逢喜上眉梢，或许共情，只能发生在两个阅历相当的人之间，可以想象这样的交流给她的独居晚年带来了亮色。然而，当老友扶着扶手颤颤巍巍走下楼梯，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她突然感到失态，态度立即冷下来。
送别费老时，比她还大一岁的费老扶着扶手颤颤巍巍走下楼梯，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她瞬间成为绝情的人，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他须臾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读过这些钟书先生身后的故事，再去看她写的话语，我感触完全不同：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那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锺书走时，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其实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掉，还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把事情处理完毕。”
真正的情谊，不仅是在言辞，更是在行为上的厚度——甚至，在行为支撑下的言辞才显得浓烈。
真正爱，不只是说得好听，更是做得好看。
前段时间，一位软妹子转发了一条微信，说的是最打动女人的十句话，但这些话并不打动我。我理解少女和爱情观差异：少女是听觉动物，对她们来说是谈恋爱，而语言表达具有决定性作用；是感觉动物，他们明白真正爱你的人不会空口白牙，却会做很多爱你的事，就像金星说的：“等我女儿长大，我会告诉她一个男人心疼你挤公交…”。这不是真感情，这是一种虚假的情感宣泄，没有实际行动支持。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太会说话但行事能力不足或缺乏耐心、细节处理能力较弱的人，而那些踏实可靠、善于体恤对方但表达方式比较含蓄或无意于表现自己的男人，则往往被忽视。但真正值得拥抱的是那些既懂得用语言表达，又能够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男人。而对于那些仅停留在口头上的感情，无论其甜蜜程度如何，最终都是灰飞烟灭的一场虚幻梦境。在现实生活中，只有那种可以让彼此感到温暖、关怀且互相支持的情感才是最为真实、持久且珍贵的一种关系。而杨绛先生所经历的一切，都充分展示出这样一种真挚的情感背后的坚韧与勇气，以及面对生命中的每一次变故时保持尊严与自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