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巨擘背后的真实故事：秘密与光芒的探寻

文/胡佳恒

商界巨擘们的传奇故事，常常被流传为励志典范，但这些戏剧化的情节仅是表象，他们真正的面目，只有在三个场合才会显露出来，那就是：开会、开会、开会。

然而，在深入观察他们如何在会议室中挥洒汗水之前，我们需要忘记那些畅销书和教科书上所描述的会议原则。这些标准虽然对大多数人来说无效，对少数人而言，则被用来证明下属们采取的做法是无效的。

在他们眼里，会议是一种狷狂、谦卑、偏执、无力和冗长而匆忙的事务。有时，他们甚至被下属视为专业主义的撒旦。但他们拥有自己的理由，这些理由既包括中国式，也包括个人式。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样的会议方式，他们在商界的地位可能不会如今天般巩固。这正是为什么我们提醒你要留意他们会议中的每一个细微动作及其原因。

黄光裕习惯于晚上举行会议，他的一天工作模式通常从中午开始到天亮结束，而公司的大部分活动都围绕着这个周期转。有的员工只能等到第二天早晨才能向他汇报情况。

媒体曾报道说：“黄光裕太过狂躁了，他甚至让人吓得腿发抖。”“有时候，我们坐在会议室内，就有人通过摄像头监听和观察我们，我们因此感到压力极大。”

马云也是一个喜欢深夜召集团队的人。在创业初期，一旦他想出什么新点子，就立刻打电话给团队成员召集紧急会议。在马云夫人撰写的小说中，她回忆道，当时家里的烟雾弥漫，如同毒气室，儿子不得不关在房内不能出来。而那时候，家里挤满了三十多个人一起开会，有如一场灾难。

尽管疏于沟通，马云儿子的网瘾问题最终导致母亲辞职全职照顾孩子。这就是马云坚决不投资网游的一个个性化原因。不过如果没有连夜开会，这段著名家庭悲剧或许不会发生。

《选集》中的企业管理方法寻找者柳传志，其治下的联想集团，在重要活动前总是要求全体人员唱《联想之歌》，并以此作为结束曲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但这项规则到了2004年才被打破，当年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后，参加者增添了一些外国面孔，“老外唱得怪怪的”，柳传志这样评价。此外，被打破的是迟到的员工罚站制度。“静默地看他站一分钟，是挺难受的一件事情，”柳传志说，“第一次罚站的人，是我原来计算所科技处的一个老领导，他站在那里，我也站在这里，都是一身汗。”

任正非虽脾气不好，但仍然设法调节开会前的气氛。他鼓励大家讲笑话，每次高层开完会前都会提出：“谁先讲一个笑话？”这种风格让许多媒体引述华为前工程师李剑波回忆，每次高层聚首，大人们便互相分享幽默感，让严肃氛围稍轻松一些。

新东方教育集团CEO俞敏洪虽然口才出众，但即便是在高层聚议时，他往往也无法发言。一方面，因为内部意见分歧；另一方面，即使面对他的母亲——俞敏洪母亲，她更擅长操控局势，并能迅速掌握核心议题。她曾公开批评：“你们只知道瞎折腾搞股份制，一套一套的大道理我不懂，但下面的具体事务关心过吗？你们根本不懂管理！”

当俞敏洪试图反驳，她就会以母爱之名威胁：“我现在不是你的妈妈，我是新东方的大娘！”若俞敏洪还敢说话，她将喊出：“老虎（小名），你不要我，我自己住老年公寓去，你不要我了！”

对于陌陌科技CEO唐岩来说，不参与讨论只是他的自然反应。在网易工作期间，每次大会别人准备几十页PPT报告，他就用四个字概括：够了。他离开网易总编辑位置，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唐岩理解“总编生活”意味着：中午起床，上班；秘书打开房间；泡茶；调整空调；盖章。这一切，无需复杂讨论。而且，即便是在决定性的瞬间，他也只需要打开投影仪，大声提出意见，比如减少图片数量，不可行的话就直接否决整个PPT内容。

雷军，更是一个自称从不参加决策性的大会的人。他认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星期更新产品速度与节奏完全不同，因此何谈大会？所有解决方案都通过手机处理。他创业初期确实也有过一些大会，但是雷军主要说的三句话只有“这个点很好”、“速度碉堡了”、“后盖太有金属感了”。

一次小米搬家事件显示出了雷军对时间概念上的独特理解。当搬进新的办公地点之后，由于不知道新的地址，还必须亲自打电话询问，而且即使如此也不愿意参与任何形式的正式日程安排，这样的态度让人们意识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改变着商界内更多关于沟通和协作的问题。此刻，与其沉浸于过去那种重过程而忽略结论的情况，不如直截了当地达成共识，便能更快地推动项目向前发展，从而改善现有的商界环境，使它更加适应快速变化的心境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