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佳恒

商界大佬从来不乏励志故事，但那些你可能早已腻歪的戏剧化桥段，才不是这个群体的真实面目。职场鸡汤对于你来说，只是一味剂，他们最接近内心的想法，永远只会在以下三个场合才会披露出来，那就是：

开会，开会，开会。

不过，在近距离观察他们如何在开会时手舞足蹈之前，先暂时忘掉那些畅销书以及教科书上的开会议事原则吧，这套紧密的舶来标准，大部分时候在他们那里无效，少部分时候被用来证明下属这样做是无效的。

他们在开会时，狷狂、谦卑、偏执、无力、冗长而匆匆忙忙，偶尔还会被下属认为是专业主义的撒旦。但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中国式和个人式的问题处理方式。事实上，如果他们的会议不这么进行，他们在中国商界的地位，就不会是今天这样的样子。这才是为什么，我们提醒你一定要看清他们开会时一举一动所代表的情绪和意图。

黄光裕习惯晚上开 会，他的一天工作模式通常是在中午开始，上班时间到天亮结束。他要求所有员工必须等他第二天上班后才能汇报工作，有些员工不得不白天打卡晚上待命。

媒体报道说，“黄光裕太过于专注了，以至于连夜听着我们讨论情况。”“有时候我们聚集会议室讨论重要事宜，而黄光裕就坐在摄像头前关注我们的每一个动作，因此大家都感到压力极大。”

马云也是一个喜欢深夜召集会议的人。在创业初期，无论有什么想法，一通电话即可召集家人参加晚间会议。在马云夫人回忆文章中，她记得那时候家里充满了烟雾，每次都是三十多个人围坐在一起讨论生意，而儿子因为不能出门只能关起来，对外世界变得越发陌生。

“吃饭的时候跟我们一起享受工作餐，这样孩子就慢慢长成了，就像火柴棍一样高个子的脑袋。”

也正因为沟通不足，当年马云儿子便染上了网瘾，其母亲不得不辞职照顾孩子。这就是为什么马云坚决投资网络游戏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不过，如果没有连夜聚焦团队合作，那场家庭挫折可能不会发生。

从《选集》寻找企业管理方法的心灵探索者柳传志，其治下的联想集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逢百人以上的大型活动必定以唱《联想之歌》与《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形式拉响帷幕。

这项规则直到2004年被打破，当年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后，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更多外国人的身影，“老外们唱得怪怪的声音”，柳传志笑着提到。

同样遭遇改变的是迟到的罚站规矩。柳传志说：“静默地看着他站立几分钟，有点像是默哀，但其实挺难受的事情。第一次受到罚站的人，是我原来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科技处的一个领导，他犯错，被罚站在这里，我也坐着汗流浃背，不知该如何解脱。”

2004年之后，这种规定也随之废除。

任正非，即使脾气严厉，在进入任何一次高层会议前，都喜欢调节气氛，让大家讲笑话。一位华为前工程师李剑波回忆，每当公司高层聚首，他总是在议程前的刻板瞬间轻声问道：“谁能先讲一个笑话？”

但是，一旦会议展开，便可能发生许多意料之外的事情，比如俞敏洪虽然口才出众，却常常沉默不语。在新东方高层内部，由于各持己见甚至以讽刺言语取得共识时，他却无法抗拒老太太——他的母亲——表达意见。她曾经担任新东方公司内部位置之一，并对CEO王强及其他级别员工提出批评：“你们只知道在顶端瞎折腾搞什么股份制？这些理论我都不懂，但涉及实际问题，你们根本不知道管理！”

如果俞敏洪迫切需要她介入，她就会威胁说：“现在我不是你的妈妈，我是新东方母亲！”若俞敏洪仍然敢说话，她将大喊：“老虎（俞敏洪的小名），不要我！自己住养老院去！反正你也不要我了！”

俞敏洪只能低头沉默，不再吭声。而唐岩作为陌陌科技CEO，从未介入过任何详尽PPT汇报。他曾经作为网易总编辑离开，也考虑到了这种生活方式。“中午上班，全靠秘书打开房间，加热茶水，然后打开空调，再盖章。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他只是偶尔打开投影仪，用粗暴的声音提出意见：“这里照片太多了，不行。”

史玉柱更直接，只与研发团队交流，而且希望研发部门对他的依赖降低一些。而雷军更是不屑于任何形式的决策过程。“从不参加正式决策。”他的理由简单明快，因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更新换代速度快得像星期数一般，而不能停留或拖延。他并不发送邮件解决问题，更倾向手机操作。在创业初期，他们确实也有过开放性质的事务谈判，但是雷军主要的话题仅限于是“这个点很好”、“速度超棒”、“后盖金属感强烈”。

然而相比这些互联网新贵们正在改变中国商界中的协作文化。传统行业往往存在偏执决策；但对于互联网巨头来说，如李彦宏，即便有人打断其讲述，又能保持耐心聆听介绍，并且只有当实在忍无可忍时才提出疑问。

然而这些新的商业领袖也有自己的规则：某次例行公布完毕后，全体鼓掌响起，但李彦宏却表示，没有结论。他主张每个讨论都需要有结论，而非仅仅过程。不管怎样，每个商界巨擘都隐藏着另一个兄弟想要成为巨擘吗？知道成为巨擘需付出的代价么？你9岁玩泥巴，还穿西装成为了庸俗的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