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这本书我看过很多遍，可每当读到这句，依旧眼湿。

1998年，她87岁高龄，却在这时接连失去亲近的女儿和深爱的伴侣，该是怎样排山倒海的疼痛与孤独，那个年纪，身边能说说话的朋友恐怕多半已经不在，连追忆往昔、与人聊天都成了奢侈，她怎样独自平静而安宁地走过从1998年至今的17年？

而其间，她并不是没有机会找个生活的伴儿和慰藉。

有一天，社会学家费孝通费老来拜访她，她是他年轻时代的心上人，只是她对他却没那份情谊，当年的她与钱钟书相恋后曾经写过一封信给费孝通：“我有男朋友了。”没想到憨厚的费孝通急了，他找到她“吵架”，觉得自己更有资格做她的男朋友，因为他们青梅竹马，最终两人达成只做普通朋友协议，以至于很多年后，对记者说杨绛是自己第一个心上人。

或许共情，只能发生在两个阅历相近水准相当的人之间，可以想象这样轻快交流给她独居晚年的生活带来了亮色，可是在嘘寒问暖相谈甚欢之际，她突然觉得失态，将态度立即冷下来。当送别费老时，比她还要大一岁但仍扶着扶手颤颤巍巍走下楼梯、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在原来的温情面前瞬间变为绝情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

读过这些钟书先生身后的故事，再去看那些话，我感触完全不同：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不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锺书走时，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其实逃跑了，但逃到哪里呢？压根不能逃得留下来打扫现场尽我的责任。”

真正的情谊，从来不会停留于言辞，而是在行为支撑下的浓烈语言——甚至正是在行为支持下言语才显得浓厚。

真正的情，是向来不仅仅是口头上的甜言蜜语，更是一种行动上的体恤和关怀，最廉价的是那些只停留口头表达关切承诺的事物。

一个人精力有限，一方面特别优秀肯定对应另一方面短板，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太会说话男人并不善于做事，而太会做事男人则缺乏精力讲述甜言蜜语，就像聪明男人多少有点木讷，不善于言辞一样假如你需要的是踏实可靠男子，就要容忍他的敏于行短于言弱点；如果你喜欢听漂亮话，则要接受这个男子漂亮的话除了告诉你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听到的人。而一个男子，有多少才能用来表达爱你的话，也就是多少才能用来狡辩为什么不爱你的话。

从容到几乎无法反驳的一番狡辩，这可以理解为真性情；但是我是一个女人，我把这理解成劈腿——一个会说的男人劈腿，让人的倾诉感觉无从开口。

停留在口头上的爱，是远距离精神依赖很容易因为现实矛盾灰飞烟灭；而有执行力的爱，是生活中无限靠近相看，是细节磨合碰撞之后体谅，也是琐屑分担。在1937年的5月22日，由杨绛先生的大女儿钱瑗出生，他欣喜若狂，用汽车接妻子产妇回到寓所，并且亲手炖鸡汤剥嫩蚕豆瓣煮碗端给妻子吃。这一幕，在杨绚先生回忆录里被描述为最让钱家惊奇的事情——尽管他们知道丈夫是个大阿官，却不知道他竟然能够如此伺候新妈妈。

所以，说的人只是动嘴巴动了一下，但听的人却动了一颗心。而这样的真理，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如果有人总是在提醒人们应该珍惜现在，他们可能已经懂得到了这一点；如果有人总是在告诫人们不要忘记过去，他们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对于那些站在时间流转中的女子来说，每一次选择，都像是抹去了昨日脚印般重要又微不足道。她们仿佛掌握着时间的小小操控权，可以将它拉长或者缩短，使其成为她们生命故事中的某些片段，或许永恒，或许渺小。但对于所有那些曾经拥有勇气伸出双臂拥抱世界的声音来说，即使最美好的梦境终将化作泡影，它们仍旧值得坚持，因为它们代表着一种人类存在的一种可能性——即使那个可能性极其遥远，如同夜空中的繁星一般闪烁，但确实存在，被记录，被传唱，被铭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是否真的准备好了，要步入那个充满挑战又神秘未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