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回忆了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之后的自己。每当翻阅这本书，我总是忍不住泪目。这本书我读过无数遍，但每次看到那句“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心就涩得厉害。

1998年，她87岁高龄却连续失去了亲人和爱侣，那份痛苦与孤独该有多么沉重？那个年龄段的人身边能说说话的朋友可能已经不在了，即便是追忆往昔聊天也成了一种奢侈。她如何在没有伴侣的情况下平静而安宁地度过了从1998年至今的17年？

她并不是没有机会找到生活中的伴侣和慰藉。有一次，社会学家费孝通来访，他曾经是她的青梅竹马，后来他们达成了只做普通朋友的协议。尽管如此，当他再次来看她时，他细心地带着自己的著作请她“斧正”。旧友重逢，喜上眉梢，或许这样的交流为她的晚年生活带来了些许亮色。但当送别费老时，比她更为长寿一岁的费老扶着扶手颤颤巍巍走下楼梯，她突然变得冷漠，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他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读完这些关于钟书先生去世后的故事，再去阅读杨绛写下的那些话，每一次感触都不同：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 ，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锺书走时，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其实，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真正的情谊，不仅是在言语上的浓烈，更是在行动上的厚度——即使是言语，也需要行为支撑才显得浓厚。

真正的爱情，是做出实际行动，而不是空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了少女对爱情观念的一面：她们倾听的是语言表达，对于她们来说，“谈恋爱”就是通过语言进行。而对于成熟女性来说，他们明白真正关怀你的男人不会花太多时间讲述他的关切，而会用实际行动展现出来，就像金星所说的：“等我的女儿长大，我会告诉她一个男人心疼你挤公交、埋怨你不按时吃饭、一直提醒你少喝酒伤身体、阴雨天祝福你下班回家注意安全、生病时发搞笑短信哄你，请不要理他，然后跟那个可以开车送你、生病陪你、吃饭带你、下班接你、跟你说‘什么破工作别干了，把咱们回家’的人一起。”

人们常常停留于耳闻爱情之年的美好，而少女们，却基本都还停留其中，就像转发那条微信的小姑娘，每一次恋情投入却几乎都没结果完满——不是因为结婚，这不是评价感情价值唯一标准，也非最重要标准；好的感情让人成长与成熟，但她的爱情并不让她这样成长。

而那天，看到了这条内容，我多少理解了一点她的痛苦，以及像她一样被伤害的小姑娘们为什么被伤害：真假掺杂变幻的心意，无论是一个人的内心还是外界，都容易迷惑；但真正的情感，在于体恤与疼爱，最廉价的是那些只停留口头承诺的话语。

我们常见到聪明又善解纷的问题解决者往往缺乏耐性或能力去处理琐事；或者有些善良且懂得耐心照顾人的男性，其实则并不擅长甜言蜜语，因为他们通常更多地将精力投入到其他地方，就像是聪明又机智但同时略显粗鲁或缺乏温柔之举相结合一般。而有些深思熟虑且性格温和的人，则可能不会那么娴雅流畅，但他们能够以更加坚定可靠的手法维护关系。

如果一个人需要的是踏实可靠，那么必须容忍其敏捷行事短于言辞之弱点；如果喜欢听漂亮话，那么要接受这个男人的漂亮话既不过分，又绝非单向传递给一个人——尤其是会说话者的特长，因为才能展示自已，并吸引许多同道中人欣赏。

然而，一旦用嘴巴表达出的百分之百忠诚变成了千分之一千，那个忠诚瞬间化作狡辩，让对方无法反驳。

从容淡然退缩之前，对方甚至觉得这是真性情，可对女人来说，这只是劈腿的一个信号，不管如何精致华丽，它终究是一种虚伪。

保持口头上的承诺远离现实，是精神依赖，是一种易碎的心灵连接。一段执行力的关系则像是日夜磨合碰撞之后逐渐形成的地基，与琐碎生活中的小挑战共舞，是一种深刻体谅与分享。

1937年的5月，在牛津出生的钱瑗，她父亲欣喜若狂，为妻子煮炖鸡汤剥嫩蚕豆瓣，将它们煮进汤里，用碗盛起端给夫人尝试。这一幕，在杨绛先生后来的回忆录里，被描述为一个令人惊讶的事例，因为钱家的成员不知道曾经的大阿官竟然能如此细腻照顾产妇。

真的，便是一系列动作奇迹吗？别人才不可及的事情，在某个人这里一切似乎都是绿灯开放？

那一刻，我想起软妹子的转发，并私信道出了我的思考：只有动唇舌的人只是摆动嘴巴，只有听者才愿意动起来。当作者李筱懿探讨这种差异的时候，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渴望听到的话语是否足以激励我们的内核。如果我们寻找的是踏实可靠的话语，要接受它可能不会那么华丽或流畅。如果我们寻找的是浪漫诗篇般的情歌，那一定要准备付出相同水平以上的心血，以期达到彼此之间水准相当的情感共鸣。但愿我们的世界能拥有更多这样的故事，以及勇敢地迈步向前，没有任何东西阻止两个共同旅行者跨越彼此的心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