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社会中的励志故事400字
我说现在想回归学术。“读书时的钻研精神丧失了，要捡也能捡回来。”我想办一所完全独立的大学，一个小型的人文型大学，每年招1000多人入校，五年以后，第一批毕业生带来了口碑，十年以后，校园里坐满了学生。其中有百分之六七十都是没钱上大学的农村孩子。
为了这个愿望，我做了一件原本不愿做的事：让新东方上市。惟其这样，才能获得足够的资金，把我的大学支撑起来。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很多我想做的事情不能做了，因为需要股东们同意。而股东和教育理念之间永远有冲突。
我是一个在公司上下被叫做老俞或者俞老师的人，如果有内部人叫俞总我会装没听见。这导致一上市我就大喊状态被破坏了，而现在我则根本不去听。“爱骂就骂吧，都听有钱人的意见还活不活了？”
说得这么嚣张，但我的表现方式很弹性。我还是会适时照顾股东们的情绪。被记者们采访得烦了，我也会说：“我们不问了，聊聊天吧。”
我的最著名故事就是创业之初，我靠在电线杆子上贴小广告来宣传，与居委会大妈、斗智斗勇斗情商。甚至有一次花了7万元高价，只为保住新东方门口的吃饭家伙——两根电线杆子。
而现在，他们的大楼在中关村金融中心，而不再是当年小胡同里的违章建筑。我他们也更懂得跟政府打交道。
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说过一句话：“新东方的成长秘诀：三流文人+痞子精神”。问我怎么看，我笑说那不光是指新东方，任何做成事情的人都必须这样。如果是一流文人，那早就搞学问去了。“不能说我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意思我懂。”
